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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乡村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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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乡政府报到的那天，是1986年的深秋了。

乡政府所在地是一处古建筑，分前后两院，一百年前是一张姓祠堂。这姓张的人家祖上在清朝的工部担任过要职，可能是侍郎那种职务，相当于今天的副部级，主管建筑工程。有人说，张姓祠堂的工料是张（侍郎）在任职时，从给朝廷的某建筑工程中给挪用出来的，也许是清东陵，也许是开滦煤矿。因为没有明确的记载，也就无法进一步证实，权当以讹传讹吧。不过，联想到现实，这种官员假公济私吃回扣的事也不鲜见。

这都不重要。我到乡政府担任的职务是乡团委副书记，本来说好是来当乡团委书记的。后来，我从办公室其他的同事嘴里得知，乡团委书记是一个三十几岁的女同志兼着，她不仅是乡团委书记，还兼任党委办公室副主任、文化站长、工会干事，之所以要这样做，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等转成城镇户口的指标。我的前任，也是乡团委副书记，他并没有高升，而是就地免职归我管。其直接原因是，在几个月前，他上中学的弟弟跟同学打架吃了亏，回家把他哥叫了去，结果哥哥帮弟弟出了气，却把乡团委副书记给丢了。党委分管我们的副书记并没有把这个事情的原委告诉我，是党委书记在某一天晚上与我一同值班时跟我说的。党委书记还跟我说，之所以把我从农场调来，就是看中我有几把刷子，希望我能做好乡里的宣传工作。

我们的乡政府不像其他地区，由区县政府直接管，而是由农场管辖。农场很有名，名曰双桥农场，早些时候也叫中古友好人民公社。农场是1948年建的。第一任场长叫李直，传说当年在毛主席身边工作过。他的儿子李锐现在在山西，曾获第八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第十二届台湾《中国时报》文学奖等，是个很著名的作家，1969年从杨闸中学毕业后到山西插队。我在1985年第2期《当代》杂志上曾读到过他以农场的生活为背景写的中篇小说《红房子》。小说中写的农场东院的红房子，我曾经在那里工作过一年多。再后来，李锐的名声越来越大，一度听说他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为此，他还退出了中国作家协会。我一直想跟李锐、蒋韵夫妇联系，跟他们说说双桥，聊聊文学。可机缘从未有光临过。有次打通电话，沟通得不太好，也就作罢。

党委书记所说的我有几把刷子，指的是我会写点文章。1983年中考失败后，对人生、前途近乎绝望的我，开始学习写作。在这之前的1976年，我在小学二年级时于三夏收麦时节，曾写出过“东方升起红太阳，我们早早起了床。拿起工具上麦场，革命精神大发扬”那样的战斗诗，被刊登在学校的三夏战报上。这大概就属于我的文学启蒙吧。我母亲斯时在离家附近的农场果园食堂工作。食堂旁边便是锅炉房。烧锅炉的刘师傅爱写诗，还兼任果园的广播员。我从小就经常听刘师傅的广播，声音洪亮而有激情。我妈见我整天郁闷，就让我找刘师傅聊天。我在广播里听过刘师傅朗诵过自己创作的诗。我见到刘师傅的时候，他正在锅炉房的一个角落里用左手写散文。我看了他的一些诗稿，其中有一首叫《翠柳河》。刘师傅的家距我们的村庄不过五六里路的样子，我们的北面有一条著名的通惠河。这条河从北京东便门流经通州八里桥的河流，古代是漕运河，现在负责北京东部的排污。从通惠河往南有几条支渠，我们村西的叫西大渠，刘师傅的家在河西，他们管西大渠叫翠柳河。看来，他们村比我们村有文化，浪漫、抒情得多了。刘师傅四十多岁，身体有些塌软，说话慢条斯理，跟广播时的情景一点都不一样。他在跟我聊天时，隔几分钟就往炉膛里扔几锹烟煤。去刘师傅那里聊过几次后，我就将写的三四首诗歌给他看。刘师傅看过后，说我的起点很高，他辅导不了我。他告诉我，农场机关有几个热爱文学的干部经常写作，他想把我推荐给他们。这样，我就在很短的时间内，与农场的二十几位文友相识了。不久，北京市农场局和朝阳区文化馆的文学辅导干部先后来农场座谈，并向我们这些业余作者约稿。这样，我在1984年的7月15日，第一次在《北京农场报》副刊上发表了我的小说处女作《回乡》。编辑很精心，还给配了一幅插图。同年10月，我又在朝阳区文化馆主办的《芳草地》小报上发表了散文《农场漫步》，由此开始走上文学创作道路。当时，我正在北京双桥中学畜牧职业高中读高一。我调到乡政府时，已经在大大小小的报纸刊物上发表了几十篇作品，俨然成了农场里的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