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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乡村纪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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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想到乡政府的条件很艰苦。办公室三人一间，我和党委副书记、办公室主任一起办公；晚上值班就住在办公室，而且要从家带被褥；午饭永远是白菜豆腐米饭。更贫穷的是整个乡政府里连一台打字机都没有。党委让我编写简报，给我的工具就是一支铁笔、一块钢板、一卷蜡纸。就是说，我要学会在蜡纸上刻字，这使我想到古人在竹简上写字，想到红岩烈士办《挺进报》。说实话，我的字写得不好，字写得不好，刻出的字写得就更不好。即使这样，党委领导也没埋怨我，仍然将印得歪七扭八的简报发到各单位。多年以后，当乡政府有了打印机，有了电脑、复印机后，我是多么地羡慕他们啊！十年前，我回父母家，看到家里有一张乡政府办的报纸，编辑、版式、印刷很正规，心里有说不出的为现在年轻的一代而欣喜。

机关工作不像工厂车间工作，没有什么硬性指标，工作完全靠自觉。自1985年农村土地重新分给个人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明显增强，除了种好自家的田地，更多的年轻人选择到乡镇企业和城市里打工。既然一切向钱看，一切为了生存和发展，谁还在乎共青团工作呢？我清楚地记得，我第一次开团委会，全乡26个团支部，只来了两个团支部书记，还有一个，竟然迟到了两个小时。我不知道是因为忙，还是前任做了手脚。我并没有把这个情况向乡党委领导汇报，我只想通过我的行动去找到答案。我利用一个月的时间，分别到单位和家里去找团支部书记谈心，有的一连去了三次，也有的边帮他们家里干农活边聊工作。这样，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再开团委会时，26个团支部至少能来20个人了。一年后，我们组织了新团员入团仪式。当国歌奏响的时候，我的两眼满含热泪，党委书记在讲话中一连说了几个“不容易”。我想，我的泪水不只是因为劳动的艰辛，更多的是对信仰的忠诚。

1987年市场出现疲软，三角债危机几乎侵蚀到每个单位。为了增加地区的社会知名度，乡党委领导让我把工作重心转向对外宣传上下功夫。说得直白点，就是想办法给新闻单位、上级宣传部门投稿，发现典型，报道好人好事。当时《北京日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通讯员名额只给了农场宣传部孙雨山。朝阳区的通讯员一个是区委宣传部的郭学棣，另一个是区广播站的张礼。而要往市里的新闻单位发稿，非得找他们三人不可。

为了发稿，就得和农场、区里、市里的相关人员搞关系。记得我曾经把《北京日报·郊区版》的一个记者专门用121汽车接到乡政府，请我们乡党委书记和他聊了两个多小时。乡政府很穷，食堂只做了麻婆豆腐、肉丝炒芹菜、油炸花生米和切了一根蒜肠，二锅头酒还是我从合作社商店买的。那个记者回去一个多月，一个字也没有写，或许是嫌我们接待得太寒酸了吧。

由于我父亲在乡政府下面一个村里担任着党支部书记，乡政府机关的干部年龄稍大我一些的常以长辈自居。至于各个村上的书记、社长和村委会主任，就不把我当成机关干部了。这样的状态有利有弊，好处是人熟，没有不认识的，到哪里都可以喝水吃饭。不好的一面也是因为人熟，人熟就可以不讲理。譬如我到村里收青年活动经费，跟我父亲关系好的村领导，刚一张嘴，就表示愿意出。也有的则以各种理由给搪塞了，让我急不得恼不得，气不得说不得。

对于宣传工作，人们的态度也不一样。就大多数人而言，谁都想出名。尤其到了年底评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时，填写申报材料都很积极。这时，我的作用就大了，哪个领导见我都笑逐颜开，仿佛他们的荣誉就在我的笔下了。其实，只要按照上级党委给的指标填上了，百分之百都可获得。那个年代还没有公示这一说，报上谁就评上谁。有一个村干部，她是副书记，但每次评先进时都是她。时间长了，正职的书记好像发现了什么，闻出了味道，在某年评先进时，突然找到乡党委办公室，说以往评先进他不怎么关心，结果次次都让副书记当选或让副书记替他去领，结果人们以为这个村实际是副书记掌权呢。他这次来的目的，就是要告诉我们，以后再有评先进的事，直接告诉他，不必通知副书记。一年后，副书记调到乡政府当妇联干部，想来正副书记已经不和了。

在基层干部中，班子不和是非常令人头疼的事。不和的原因有多种，既有宗族的，也有利益的，还有男女的，还有权利的，甚至是阶级的。我父亲在最后搭班子时，选了一个本姓的晚辈做社长，几乎让他遗憾终生。我管社长叫二哥，比我父亲小个四五岁，早些年在村里种地，改革开放初期，在村里办了个电镀厂，后来又承包了螺钉厂。父亲之所以选他当社长，主要考虑当时他与村里的承包费、建筑费有许多说不清的问题，村民反映比较大，经过与乡政府党委书记磋商，让二哥当社长，过去他与村上的账务一笔勾销，即谁也不欠谁的。由乡政府财务部门做结论。按说这个事情就这样糊里糊涂过去了。可几年后，乡党委书记退休，新上来的书记喜欢和二哥等人出入歌厅，一来二去就成了哥们儿。有一天，二哥拿一张六千多元的餐饮发票让我父亲签字，说前几天和乡政府几个领导吃饭来的。我父亲看着发票上的数字有些吃惊，说咱农民干一年活才挣四千块钱，你们几个人一顿就吃掉六千多，这也太过分了吧？这字我不能签。对于父亲的话，二哥当然不能接受，他和父亲为此吵了起来。意思是，别的村都这样，有的村一次花一万多呢。这事情过去时间不长，乡里年轻的党委书记便把父亲找去谈话，核心意思是说我父亲年龄大了，思想观念跟不上形势，经党委研究让他退居二线，享受正职待遇，等到了六十岁，正式办理退休手续。这个党委书记，原来在农场的牛场任场长，他在1990年被评为北京市劳动模范，还是我给他写的材料。现在，他已经变了，我能说些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