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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乡村纪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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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哥和我父亲的恩怨始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时候，父亲和村里的几个年轻人政治思想比较活跃。村里二哥的父亲和他的叔叔都是地主成分。另外有李氏哥俩，家里解放前在上海开办了兄弟牌缝纫机，被打成资本家，下放回村。再有几个岁数大些的农民，解放前夕秘密突击加入了国民党，后被查处，定为坏分子。这些人加起来有七八个，在那时显然是被批斗的对象。听我父亲说，那时候他们确实对这些人进行过批斗。我问过父亲，你打过人没有。父亲对天发誓，他从来没有打过人。不过，他喊口号还是蛮用力的。于是，我对父亲说，这仇恐怕要结一辈子了。

二哥当了社长后，开始还信誓旦旦在我面前说，我一定要感谢你父亲的提拔之恩。但几年后，他的复仇心理就开始作怪了。对于在那时候批斗过他父亲、叔叔的村民，包括他们的家属，他都想办法报复。由于乡党委书记成了他的哥们，他就让会计三番五次地找我父亲说要重新查账，声言村里欠他多少多少钱。我父亲说，关于过去的事情，党委已经做了结论，是不能更改的。如果非要更改，那要由乡党委派人复查。为此，二哥对父亲耿耿于怀。有次借着酒劲，还和父亲动了手。我很心疼父亲，可又不知道这事情怎么去解决，见父亲不肯屈就，二哥又找来乡里村里有一定威望的人做父亲的工作，要求一是答应给他返回五万块钱，二是推荐他入党。父亲找我商量，我说最好的办法就是拖。如此，坚持了两年，最后，乡里的一个主要领导亲自出面，父亲才拗不过让二哥入了党。父亲在被免职退居二线后，二哥并没有按照乡里的规定，在经济上对父亲给予正职待遇。父亲找过乡里几次，乡里的领导左拖右拖也就不了了之。多年后，村里一位在乡政府当过主要领导的表哥跟父亲聊天时还埋怨父亲当初不该让二哥入党。父亲说，你现在说有什么用，当初你们不是都主张让他入党吗？表哥说，他当时虽然那么说，也是权宜之计，父亲如果硬是不发展，谁也没有办法。表哥的话我不大相信，以父亲的仁厚性格，他根本就做不到。

像我父亲跟二哥的这种关系，在农村并不鲜见。记得一年，我陪区广播站的张礼去一个村采访。村党支部书记是个六十多岁的大爷，社长是个二十五六岁的小伙子，按村里的辈分他们属叔侄关系。本来，小伙子是老书记的培养对象，先当团支部书记、民兵连长，再当社长，如果不出意外，下一步肯定当党支部书记。谁料，我和张礼采访后，张礼回去以我们两个人署名，写了一篇《小村里有个种田迷》，主要介绍年轻的社长怎样靠科学种田的。文章在《北京日报》二版发表后，在当地引起较大反响，正当我春风得意之时，想不到村里的老书记拿着报纸找上门来，质问我为什么只写了社长，而没写他。我说，新闻通讯稿不比总结，要讲穿靴戴帽，报纸喜欢直来直去。老书记一听，义正词严地说，请问还要不要党的领导？如果没有党的领导，他怎么科学种田？我见老书记真生气了，就给他沏茶，让他坐在椅子上消气。我劝他，年轻的社长不管把庄稼种成什么样，也是您领导得好。再者说，看着年轻人进步，您老不也看着高兴不是？我的话似乎起了一点作用，老书记喝了一碗茶后，还是有些悻悻地走了。我没有想到，就是因为我的这一篇文章，使这对叔侄接了疙瘩，不但年轻的社长没有顺利接班，据说直到老书记去世，他都不肯原谅年轻的社长。这是我的悲哀，还是老书记的悲哀？或许都不是，这应该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悲哀。